区域概况

在西欧市场，销售量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运营商正在经历着HSPA上马以来流量的激增，但大多数尚未用尽其网络部署的初始容量。持续的资费竞争推动了固定向移动宽带的转移。北欧和波罗的海地区呈现了良好的销售增长，而西欧市场的其他部分则表现出混合式发展，英国和西班牙这类商业活动较为疲软的市场抵消了其他国家市场销售量的增长。

与去年第二季度相比，中欧、东欧、中东和非洲的销售略有下滑。移动通信网络的部署持续遍及整个地区，业务表现非常活跃。然而在此期间，在部分东欧和中东地区，销售量有所下降。该区域特点明显，在农村地区继续推进2G网络的覆盖，而在城市日益增长的3G网络也在进行。此外，该地区对电信管理服务显示出持续增长的兴趣。

亚太地区与去年同期相比销售额下降了5%。除去澳大利亚和日本，销售增长6%。在澳大利亚，由于去年已经完成了主要的网络部署，造成销售额下降。日本方面，虽然销售量在不同季度有差异，但是网络铺设仍在继续。在该区域，整体业务增长强劲，尤其是在印度，新的网络铺设发展迅速。在中国的销售稳定发展，销售量相比强劲的2007年第二季度有所下降。

拉丁美洲的销售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1%。巴西、墨西哥和智利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继续的2G网络扩容和3G网络部署以及对电信管理服务需求的增加，共同拉动了该区域销售量增长。与此同时，在光接入和光纤接入方面的投资加速了有线现代化的发展。

北美市场方面，由于运营商增加了在三重播放和HSPA方面的投入，销售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47%。消费者对固定和移动宽带以及相关业务的兴趣快速增长。本季度强劲的增长也反映了去年同期较低的销售水平。

市场发展

增长率基于爱立信和市场的预测。

固定和移动宽带的用户数将保持持续的强劲增长。HSPA的发展势头良好，HSPA网络部署正在进行全球范围内开展。而随着中国运营商表明对LTE标准的承诺，LTE获得的支持也得到进一步增强。

运营商之间以及我们的竞争对手之间的行业整合还在继续，价格竞争激烈。大规模的合并和网络共享对运营商投资产生了短期影响。第二季度，中国电信重组方案公布，且在重组完成后，3G牌照便有望发出。在许多市场，运营商间的资费竞争依然激烈，而计费方式正在向捆绑套餐及固定价格发展。

本季度移动用户总量达到36.6亿，新增1.7亿。其中WCDMA用户达到2.36亿，比上一季度增长3100万。目前在全球94个国家部署有220个WCDMA网络，其中198个网络已升级至HSPA。

截至2008年3月31日，在过去的12个月里，固网宽带连接增长21%，已超过3.52亿用户。

计划预测

不变的行业基本面和消费者行为预示着积极的长期前景。2008年，我们预计移动基础设施市场表现平淡，而电信专业服务市场将有望实现良好增长。

   网通运营数据

    5月份，网通的本地电话用户依然是减少了38.9万，到了6月份，则变成了增加16万，有媒体轻描淡写地分析这是重组的影响，中国网通将与联通G网合并，这样的重组安排，且在重组还未完成的情况下，网通如何“依靠重组”由减变增？或者说是出于重组的需要才由减变增？

   同样是固网运营商的中国电信，运营数据则“稳健”许多，其本地电话用户数21489万，当月减少58万，相比5月份82万的减少量，减速有所放缓。

　　而中国电信宽带用户数继续保持增长势头达到了3995万，当月净增89万。
 
    不过，上述用户数量统计包括了2008年6月完成收购的北京电信的32万本地电话用户数及9万宽带用户数。

   移动运营商依然维持着用户增长的势头，中国移动6月份新增用户755万户，相比5月份新增用户749万户，增速继续提升。

   中国联通6月份新增用户109万户，相比5月份新增用户115万户增速放缓。当然，大家比较关心的还有联通的C、G两网用户各自的增长情况：新增GSM用户107.4万户，同比减少5.2%，环比减少1.6%，总用户达1.276亿户；新增CDMA用户1.6万户，同比减少96.0%，环比减少70.9%，总用户达4,316.9万户。

   中国联通新增用户，尤其是C网新增用户大幅度萎缩，外界分析自然把主要原因归结在了电信重组上。天相投顾就称，中国联通6月份的运营数据延续了5月份的下滑趋势，主要是受到电信重组的影响，停滞了CDMA用户的发展，CDMA用户的增长更是严重萎缩，新增用户仅为1.6万户，显著低于今年前四月的平均值29.3万户。该机构同时认为，从业绩贡献上看，C网对中国联通的业绩贡献较小，而G网则高达93%，因此即使中国联通停滞CDMA用户的发展，其影响也是有限。

    “TD将独霸奥运3G业务”的新闻受到某些媒体重视，估计是“独霸”这两个字比较吸引人吧，只是，TD从来都是“独霸”的，难道今天才被发现？

    我也为北京奥运而激动，但奥运也无法承载那些原本不属于它的东西。

   在关于这些事情新闻后面所跟的评论，以来自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讽刺声居多，人家都用了好多年了，北京地铁现在才启用自动售检票系统，还要为此上《新闻联播》（上七点档新闻这事是据“网友说”，现在很流行“网友意见”）。

    面对冷嘲热讽，也有北京人回击，那是因为北京地铁建的早。北京的地铁历史悠久显然是个最好的理由。北京的地铁的确历史悠久，改造难度大，所以只有奥运会这样的巨大政治任务才能推动这个老旧的地铁系统的改造。我是不是可以顺便推测，奥运会这个最大的政治对市政官员们的督促作用显然大过“普通群众”的需要。

    还有一个北京网友绝妙的回击说：“皇上用东西前都要太监试用下。”很妙很强大，很有自慰效果。悠久的历史与浓厚的皇权根基，的确是让这种城市相对与南方缺乏新锐的原因，虽然我也不得不承认这也是北京有时候的魅力所在。

     北京的地铁是中国最没有商业气息的地铁线路之一，广告位很多是空的， 手机信号进不去那两条老线路，地铁商铺更是基本见不到，北京地铁似乎也是服务意识最弱的地铁线路之一，车站广播永远只会大声叫喊着要你排队，要你注意素质，不会告诉你有哪些出口，通往哪里。

    在遥遥相望的南京，报站名的声音之前都被加上广告语。让南京地铁自豪的是他能够不依赖政府补贴而盈利，让北京地铁自豪的，则是依靠巨大财政补贴所获得的全程两元的低票价。这两元的最低票价显然让人我这样的普通人欲罢不能，虽然你知道那些补贴地铁机构的钱同样来自纳税人，而且很可能因此就供养着一个低效率的公共交通系统。

    的确，我对这眼前的好处很恋恋不舍，我自己也会怀疑一下，改造一下这旧系统将是否真有的比这两元低票价更多的好处。而且，对于我这种喜欢鸡蛋里挑骨头的人来说，有人会以改造向另一个极端后的种种负面例子来教育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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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让我看到80后带来的希望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尹鸿

看见韩寒的一篇博客文章，基本认同，更重要的是看见了70后80后带来的希望。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要成熟和理性，我们没有理由以为我们的一代就比他们的一代更有道德优越感。

一个在互联网上被“推崇”的英雄，能够如此清醒地看到“互联网”对非理性力量的聚集，是需要理性的冷静的。“因为国情的原因，我们不能对内暴怒，所以绝不放过一次不需要付出代价的对外暴怒的机会……”，虽然极端，却揭示了中国“群体情绪”爆发的社会根源。

一个民主而自由的中国，一定是一个由理性和负责任的公民主导的中国，否则，一切都是枉谈。

中国的启蒙运动，100多年来，已经两起（五四、思想解放）数落了。当许多人反思什么启蒙的“片面”的时候，我倒是更愿意相信，中国的启蒙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个体的自由与社会的民主，必然以理性为基础。网络今天已经越来越充满暴力和霸权，甚至连爱心都被用钱来攀比。网络上的党同伐异、殃及池鱼已经到了极端。

是的，我们要反对所有的不人道，也包括我们自己有意无意的不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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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博客选摘：

韩寒：不要动不动就举国暴怒

2008-06-04 14:04:33

今年是个是非很多的年份，我们的国民也随着暴怒了很多次。当然，因为国情的原因，我们不能对内暴怒，所以绝不放过一次不需要付出代价的对外暴怒的机会。

当时我听到莎朗斯通的言论，也觉得没有人性，觉得她根本没有弄明白佛教里业报的意思，因为我翻开国内所有的媒体，我只能看见“我想这就是报应吧”，还有“这很有趣”。还有一张广泛流传的采访视频的截图“我想这就是报应吧”。

到后来我才在香港媒体的视频中看到了她的全文，其实根据她的原话，我们是不至于举国愤怒的。这就好比媒体问你，你对印尼的海啸有什么看法，你说“，印尼人民对我们不好，所以，一开始，我很高兴，我认为这就是报应，但是后来，我看见海啸的惨状，我的朋友也对我说，我们应该去做一些什么，我一想，然后哭了，我就认为我开始的想法是有问题的，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教训。”

结果第二天，你发现除了原始的媒体以外，其他的媒体只采摘了你的两句话，就是我很高兴和我认为这就是报应，你作何感想。

所以我认为，这其实也是一种不人道主义。首先，的确是我们国内的很多媒体只报了他的两句话，刻意引起了一开始包括我在内的愤怒。其实，我们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关注，在于她究竟说了些什么，但我们就是付出了这么大的关注，因为这是最近期间，夹杂在很多不好的消息中的唯一可以让人发泄情绪获得快感的。她究竟说了什么，这不重要了。但是，在地震中，我们那么重视生命，哪怕过了理论存活的时间也不放弃，能救一个就救一个，那么，对于这个至少还知道反思自己的外国人，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将她推向对立面去，而不是能救一个就救一个呢。

人道主义不应该只面向自己的同胞，当然，在同时受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先帮助自己的同胞，但真正的人道主义是对生命的，甚至是一条狗。说实话，当年日本和印尼受到重大灾害的时候，我也想到过“报应”一词，我相信，各位看客中想到这个词的人应该不少，包括国内的很多主流媒体面对美国飓风的时候，幸灾乐祸之情直接就溢于标题。但是很快我就觉得自己是错的，我不应该这么想。但除了印尼海啸的时候捐了一点钱以外，其他我什么都没有做。我觉得很惭愧。还好，这两个国家没有做什么“中国在日本或者印尼的企业捐款排行榜”，也没有追究不给他们捐款或者帮助的人道德责任。但我始终觉得自己的想法有问题。于是在四川地震的时候，我就直接去了灾区，尽自己的一点点力量。当然，如果我在家里，看客们可以认为我没有行动，如果我去了灾区，看客们可以认为我去添乱，可事实是，我们几人在四川的八天，没有添任何的乱，也帮上了一点小忙，也没有让媒体拍任何一张装模作样的照片。可是当我回来的时候，终于有空上网了，我发现天天有空上网的看客们似乎进行了不少莫名其妙的谩骂。说实话，这虽然不会改变我以后的想法，但这会让我很灰心。

在这场灾难中，表现最差的就是某些在网上叽叽喳喳指点江山的看客们。他们时而要封杀这个人，时而要操那个人的全家，时而向某明星进行道德勒索，时而向某企业要饭，关键是，他们还假装自己是善意的，觉得自己是在为灾区人民做事情。更关键的，他们自己还相信了。

在封杀莎朗斯通的事情中和之前的家乐福等事情中，我开始觉得，其实文革不是毛主席造成的，文革是人民心中的自然情结。现在比以前好的是，现在有法律约束了，现在要付出代价了，代价恰恰是这些伪道德人士最害怕的东西，哪怕是要付出一百块钱，就能吓退一大半人。

对于莎朗斯通，如果她说了前半部分，那只能证明她有毛病，的确该骂，但事实是，她的话还有后半部分，在国内的媒体上，我几乎没有看到过。当然，这也是大家所希望的，一方面，娱乐版都是明星义演的新闻，出来这么一条，大家就可以享受借着崇高的名义置人于死地的快感。有些人说，就冲着莎朗斯通是Dalai喇嘛的朋友，怎么说都应该封杀她。但是李连杰也是达赖喇嘛的朋友。达赖喇嘛有很多朋友，里面有些人也是我们的朋友，最理想也是对国家最好的结果是，达赖喇嘛也成为我们的朋友，西藏安定。政府都一直是报以这样开放和谈判的态度。而我们的动辄举国国民暴怒，要封杀这个人，抵制这个企业，抗议那个国家的国际形象，难道就是我们认为的“强大”？

在这次灾难中，我们大部分人表现出了宽厚，善良，热心，但外国一个过气女星的一句被国内很多媒体掐头去尾的话，我们顿时变得面目狰狞，杀，奸杀，封杀。尤其在这个非常时期，事半功倍。翻一翻一些论坛里几年前关于别国海啸和地震的帖子，说这是报应的网友占据了绝大部分，到处都是“才死六千人，怎么不死六十万人”的言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中的很多人离开真正的人道主义还很远，很多面对国外灾难一样幸灾乐祸连称报应，但到现在还没有反思过的中国人，你们岂不是连莎朗斯通都不如，而你们现在正享受着骂她和封杀她的快感，但她至少还知道反思自己的想法，并觉得不对，你们呢？不要太严于对人，宽于对己了。经过这场灾难，希望我们能否进步，体会到灾难中人类的痛苦，从民族人道主义提升成无前缀人道主义。

另外，我所奇怪的是，怎么别人就不把我们当时的网友发言整理出来当成典型来举国对我们进行反对和抵制呢。哦，是人家的凝聚力不强，发不出这么整齐的声音。

一个国家也需要朋友，但我们的国民似乎只需要说我们好话的朋友。别到了真正需要朋友的时候，我们发现都被我们抵制完了，国际上剩下的朋友们都是比我们黑的。虽然莎朗斯通只代表个人，我们抵制她也不代表我们抵制美国，但是，因为她的全文，我觉得她是不应该被我们如此的责难的，我们对她的责难远远超过了地震中那些豆腐渣学校和医院工程的幕后人的责难，这再次说明了我们是忍辱负重的，我们可以承受自然灾难的痛苦，可以承受人为灾难的苦果，但我们不能承受外人说我们。我们是一个讲究家丑不可外扬的国家，自己扛着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赞美，当别人没有赞美的时候，那扛着的压抑就都要发泄到别人的头上。

其实，我最希望看到的是，当某天，某外国人，真正说了几句伤感情的话，侮辱我们的话，我们整个国家也不用上到外交部下到小卖部都要表示一下态度，然后国民更是鸡飞狗跳炸开了锅。我还是这个态度，人家跟你争的都是实际的利益，你只会跟人家争一口气。什么时候我们能不要那口虚无缥缈的气了，也不鸟人家怎么说你，我们就可以了。

转一些我们的正式媒体对于美国飓风的报导，：

从双子塔到新奥尔良美国安全神话破灭(组图) (20050911 05:49)
　　飓风扯下美国的遮羞布(20050906 08:35)
　　飓风吹破美国神话(20050906 06:09)
　　飓风卡特里娜教训“文明冲突论”(20050906 05:11)
　　飓风撕破美国的脸(20050906 04:44)
　　飓风刮起美国政治风暴(20050906 04:13)
　　美国应该自省？"卡特里娜"飓风与二氧化碳政策(20050905 10:30)
　　飓风过后美国人为何要趁火打劫(20050905 10:22)
　　卡特里娜飓风简直是天灾版911(组图) (20050905 10:22)
　　布什可以占领伊拉克为何难救新奥尔良(20050905 10:22)
　　飓风为何向布什施威(20050905 10:22)
　　政治飓风或将袭向小布什(20050905 00:00)
　　新奥尔良在暴行中绝望(20050903 05:32)
　　是什么让超级大国如此脆弱(20050903 05:32)

2002年，大陆媒体《信X时报》倒是说过台湾地震“是对陈水扁当局的一种报应，陈水扁上台后，做了太多违背天理和民众意
愿的事，搞得天怒人怨。”还看到2005年《新X报》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是大自然的报复。《新X报》还说“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自然灾难，越来越多是由于人类过于 “快乐”地“征服”自然所引起的”。《X快报》说造成巨大人员伤亡的卡特里娜卡飓风是向布什施威。《上海青年X》则认为卡特里娜飓风是人类自吞苦果。

(感谢网友整理)

另外，上篇文章刚说完一些国内媒体断章取义，马上就有人冲上来根据自己的需要断章取义。这次为了免得让网易之流还要费脑筋来断章取义，我自己先给自己断章取义取几个劲爆讨骂的标题。他们借着为灾区人民愤怒的名义，内心满心欢喜的想又可以揪你小辫子。其实我也是可以干文革的人，我们大家都是，我梳理出的供网易使用的小辫子有：

韩寒——印尼海啸，我觉得是报应。

韩寒声称达赖是我们的朋友，网友纷纷划清界限（网易也宣布于其划清界限）

韩寒再次力挺莎朗斯通，说中国媒体不人道主义。

韩寒说网友暴，网友建议封杀。

韩寒侮辱非洲友人黑，专家称是种族歧视。

网易调查，韩寒是否脑残，百分之九十四的网友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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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篇文章后，开始想念武汉。“人们过于强调一个城市人的性格，而忽略了生活对他们的挤压”，这是这篇文章比新周刊著名的关于武汉的评论高明的地方。）

文/陆南

我不自觉地仍然往汉口的老城区去，吴刚说，这里只代表中年人的武汉，他建议我去武昌，看看那里的中国光谷、鲁巷广场，坐在新开的星巴克里打量过往的人群，或许他们代表了武汉的新一代，但我仍然愿意讨论小市民的话题，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个长期的误解，人们过于强调一个城市人的性格，而忽略了生活对他们的挤压。

武汉并不是一座能让人迅速适应的城市。这里有着全中国最疯狂的公共汽车。第一次到武汉，乘坐公共汽车从武昌火车站到东湖。车票是少见的1.2元，且自动投币，让人在寻找零钱中战战兢兢地上了车。

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幕：司机一边开车，一边吃着热干面，还能把速度飙到全车乘客紧紧抓住扶手。到了东湖，车子没有停下来，而是慢慢地滑行，後门一开，未等我下车，司机就再次启动车子，在我的呼喊下，一阵骂声後，让我下了车。

在武汉的朋友後来专门向我解释，这里的公共汽车大概分成两种，一种是1.2元的非空调车，一种是两元的空调车，武汉人一般看车型决定付款方式，上1.2元的，由于刷卡是同样的价格，就使用现金，鉴于找零麻烦，投一元钱也没有人管；上2元的空调车，则刷卡优惠，可以省两毛。

这种精于算计，确实少见。因此，武汉人被全国人民无情地斥为“小市民”。许多人到过一次武汉後，就自信地下了断语：“武汉是全国最大的县城，和天津可以并列”。

赵克来自福建，已经在这个县城连读书带生活，呆了8年，住在武昌的水果湖，在一家IT公司写程序，每个月2000多的工资，像武汉人一样过早（吃早饭），坐武汉的麻木（武汉早在2003年禁止麻木，现在只是作为地下状态存在），武汉的杂乱无章对他来说，是可以触摸的。

看到我时，他下意识地说，“没办法，武汉就是这麽小市民。”似乎一说到武汉，一定要露出鄙夷的神情，连很多热情的本地人，都会因为这种被强加的长期意识，不自觉地对这个标签表达一番，但事实上他们令人惊奇地热爱这个城市，“因为到处都是小吃，到处都是生活。”

赵克显出了他对武汉的熟悉，他半生不熟地引用作家池莉的描述，认为池莉对花楼街的描述也是对武汉的描述。“武汉人谁都知道汉口有条花楼街。从前它曾粉香脂浓，莺歌燕舞，是汉口繁华的标志。如今朱栏已旧，红颜已老，那瓦房之间深深的小巷里到处生长着青苔。无论春夏秋冬，晴天雨天，花楼街始终弥漫着一种破落气氛，流露出一种不知羞耻的风骚劲儿”。

吴启迪从小就在花楼街附近的民生路长大。1998年，他17岁，马上就要高考了。他的父亲是武钢的工人，母亲则在一家国营运输企业工作。“父亲5月下岗的，母亲是在6月，那时候我去母亲的单位找她，看见到处都挂着横幅：‘给全体职工一个说法’等等。”

“感觉生活一下子不行了。後来父亲出去给人做小工，母亲摆了一段时间地摊。”这条街上，吴启迪的玩伴大都也是国营单位的孩子，1998年後，每家基本上都有失业的人，父亲每天回家都会讲一些令人难过的事情，“谁谁在汉口站附近用麻木拉客被罚款了，谁谁摆地摊东西被城管扔了一地”，之後就是长时间的沉默，一个人喝酒。

1998年的武汉，刚刚经历了7年的黄金时期，经济年均增长16%，号称中国的芝加哥。那一年，一场抗洪救灾过後，全国性的国有企业和金融改革启动，这座老工业基地迅速陷入了“中部坍塌”的迷茫。大批职工下岗，省市属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倒闭的不计其数。

吴启迪後来上了武汉大学，他是家里的希望，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可怜的200元，每次回家，他都不适应家里的昏暗，父母舍不得开灯，将家庭的整个活动都移到门前的街道上，在街上洗菜、切菜、洗衣服、晾衣服。

“生活都顾不过来，还有什麽文明可讲。”对于这些为生活奔波的人，居高临下的“小市民”评价只能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你没有见过工人的劳动吧。有一次我去武钢焦化厂办事，去车间看了，工人们穿着厚厚的工作服，在二氧化硫的笼罩下干活，那时候武汉已经需要穿短袖了，我突然想，我的妈啊，原来这就是工人。”赵克在一旁说道。

武汉曾经是一个自豪的城市，老工业基地的工人们，散居在城市每个不起眼的房子里，他们早起上班，然後下班，打麻将，下岗前他们的生活是清贫，下岗後他们的生活则只能用艰难来形容。对于他们来说，文明、卫生，很多时候显得奢侈不堪。

在奥运火炬来临前，汉口江汉路附近的街道上，居委会大妈提着录音机和扩音器，广播里不停提醒市民，要求大家讲文明树新风，为武汉市迎接奥运火炬做贡献。但是已经被拆掉一半的花楼街依然故我，人们把大大小小的东西晒在整条路上。在一处废墟边上，一位大爷瞪着我说，我们家就9平米，东西不让晒在外面晒哪。

对于这个城市挣扎的底层人民来说，他们从来没有过过体面的生活，却被要求遵守体面的规则；他们从社会获得的回报很少，却被要求对社会尽他们的义务。在中国，基本上每个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都是小市民的。武汉之所以出名，在于他本来就是一个明星城市，有着光荣的传统，是中部的中心。

武汉人脾气火爆，在黄陂街的路口，一个穿着拖鞋的男子一边走一边在手机里大声漫骂：“个婊子养的。”吴启迪说，他从小在武汉街头粗俗的争吵中长大，他的理解是，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在集体劳动中的艰辛，需要在生活中获得释放。他的母亲至今坐公共汽车都只坐非空调车，而且每次都是投一元钱，“省两毛钱对她来说很重要。”

令我吃惊的是，武汉的下岗工人们仍然对这个城市充满了热爱，保持着工人阶级的自豪感。我和A完全不相识，甚至当我坐在他的车上时，都一直没有与其对话。他只是载我到目的地，我只是一名乘客。可是当汽车拐弯马上要上长江二桥的时候，他突然指着一片废墟对我说：“这里是武汉手表厂，现在没了。”A回忆起他的厂子，露出了微笑，“当年我们从瑞士引进的生产线，在全国那是数得上的。”他是武汉众多下岗职工中的一个。他先是骑麻木，後来开出租，“状况比以前好了一些。我老婆也下岗了，现在在超市收银，生活还可以吧。”

和A一样，B看起来同样是个好人。他在我们讨论北京时，突然问我，你去过毛主席纪念堂吗？当获得“没有”的答案後，他对我说：“现在的年轻人对毛主席没有感情。”语气里带着一种失望。他自言自语地回顾工人阶级的光荣年代，“文革的时候，工人阶级是可以统治学校的，那时候的人心态好。现在武昌大学里面的老师，比我们有钱。”

他是个有责任感的人，看我有点不以为然，沉默了，一会，他指着远处黑暗中的黄鹤楼，说：“今天不是周末，所以黄鹤楼不亮灯，要节约能源。”

在武汉的夜色里，一个又一个武字头企业的门面，夹杂在市区繁华的建筑里。武汉人热心地为我解说这些曾无比辉煌的企业。制造潜艇的武汉造船厂、武汉锅炉厂、武汉重型机械厂、汉阳钢厂……

武汉中国光谷

我不自觉地仍然往汉口的老城区去，吴刚说，这里只代表中年人的武汉，他建议我去武昌，看看那里的中国光谷、鲁巷广场，坐在新开的星巴克里打量过往的人群，或许他们代表了武汉的新一代，但我仍然愿意讨论小市民的话题，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个长期的误解，人们过于强调一个城市人的性格，而忽略了生活对他们的挤压。

年轻一代人坐上了出租车，他们流连于汉口的酒吧，用李进的话来说：“就是比以前时尚了一些。”甚至连A这样的老武汉人都对我说：“武汉还不错吧？小市民是外地人对武汉的误解，武汉素质不高的人都是湖北其他地方的人。”

这个城市迎来了众多省内其他地市的寻梦者，他们在艰难中奋斗的身影，一如当年的产业工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社保，没有房子，但至少还有梦。虽然，他们已经成了新一代的“小市民”。（完）

   在安置点，北川中学的孩子们没有被悲伤的氛围所笼罩，一些孩子已经玩闹了起来。 房屋的轰然坍塌，无奈的呼喊，血淋淋的逝去，亲历过这些的他们，并没有把太多的东西写在脸上，但愿他们的内心，也在渐渐淡去忧伤。

    高三的母亚兰清晰地记得灾害发生后，幸存下来的同学们努力救人的情景。“挖开一个洞，伸进去一双手，感觉有无数双手求救的手把我抓住。”

    已经复课的母亚兰现在已经领到了新发的课本，虽然受灾严重地区的高考已被推迟，但她依旧有些担心，怕不知道多久才可以进入到复习的状态。母亚兰说：“当然是希望考的越高越好……什么路都没有了，只有读书这条路。”

    母亚兰的父母都被安置在绵阳九州体育馆。“我也想父母，但过去跟他们在一起只会给他们添麻烦，我在这边过的挺好，他们给我发了好多衣服，每次吃饭的时候也是不停地要我多吃点。”在她的手臂上，用黑色钢笔写着一些联系人的电话，这里的许多孩子都用这样的方式来记住一些电话号码。

    地上的一些泡沫块成了初一的孩子们玩“回旋标”的玩具，而高年级一点的孩子们，则深沉许多，但没有太多的人把悲伤写在脸上。三三两两聚集在一起的学生们，总能找到一些聊天的话题。若不是刻意问起，学生们也不会去过多谈论地震发生时的情景。

    “给他们找事情做，不能去想。老是想的话，精神状态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唐老师正忙着跟同学们一起扎帐篷，做床板。

    对于志愿者们询问需要哪些帮助，黄老师说，现在能把他们安顿下来就够了，至于高一二年级的复课等问题，那是以后的事情了。

    “一些被家长接走的孩子也陆续打电话来询问，很多以前不爱学习的学生，现在心理也发生了变化，变得要读书了。”黄老师说。

     “很想去看看同学”，初一的彭志科说，他的73个同学如今只有24个在这里，“他们有的在医院里，还有10多个不知去向。”

      与我的谈话结束后，彭志科追上已转身离开的我。“叔叔，能帮我拍张照片吗？”他小心地问说。

      得知可以拍照后，彭志科忙招呼一起玩的同学过来，他还拿起相机，帮同学拍起了合影。不过，如何拿到这些数码相机拍摄的照片，又让他犯了难。

      “我把QQ号码给你吧，我们会上网，不过现在不行哦，等过些天应该就可以了。”彭志科说。

      在一个帐篷里，一个孩子正在看着那本似乎本我们很多人已经忘记的杂志《读者》，这些孩子现在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好心人捐助的。